这些应用首先是和工具相关，利用移动互联网工具优化医疗服务流程。在这个领域，互联网医疗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比较激烈了，比如华康医疗、挂号网。其次是与大数据相关，加强公共卫生的防控能力。百度对这个领域虎视眈眈，虽然与一些行政部门签署了合作意向，但还没有明显的战绩。第三是与远程医疗相关，特别是农村和基层。参与主体是医疗机构，企业基本属于高级供应商的角色。第四是与互联网医疗企业相关。“互联网延伸医嘱、电子处方”等说法想象空间巨大，互联网企业在线问诊服务很有可能会直接延伸到医疗服务，比如：春雨医生、好大夫和平安健康。

　　明显地，市场上既有的“互联网+医疗”业务都包含在里面了，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指导意见》的意思就是：“你们放手做吧！”这不但是对现有互联网医疗探索模式的认可，也会让地方与互联网医疗企业的合作更加有底气。

　　但是，这么好的事情并不这么简单：非禁即入的鼓励政策意味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博弈。更多主体将进入互联网+医疗的领域。大型互联网医疗企业将进入新一轮激烈竞争，而刚刚迈入这一领域的小企业——如果它们毫无创新商业模式，仅仅是模仿成熟企业的业务，无疑会死得很难看。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医疗企业与传统医疗体制之间的爱恨情仇一点都没减少。比如，《指导意见》提出“积极探索互联网延伸医嘱、电子处方等网络医疗健康服务应用”。电子处方应用的难点是如何让处方外流出去，而不是技术问题。这涉及如何打破传统利益链，仅仅鼓励是做不到的。敢吃螃蟹的阿里健康“电子处方社会化流转业务”没有做通，已经证明了这条路对企业来说又难、又险，涉及利益之深，怎能靠“鼓励”一句话就能做成？另外，医疗机构依然是互联网企业合作的主体。通俗一点说，互联网企业要么是医疗机构的高级供应商，要么就必须低下头来和医疗机构合作。而那些与医疗服务相关的互联网企业，他们需要医疗机构人力资源完全解放，需要行政机构认可在线医疗服务，需要电子处方社会化流转。

　　第三，《指导意见》提出的有些项目做起来并不靠谱，生存土壤需要长期培育。比如，《指导意见》提出“利用大数据提高重大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能力”，这些医疗和健康数据来源散乱、信息孤岛严重，而且数据缺少，恐怕积累几十年才能对研究有一些作用，执行起来难度很大，企业很难从中找到直接商业模式，只能与行政部门合作，成为他们的供应商。

　　最后想说一些务虚但很关键的话：互联网医疗一路被人们批评过来、骂过来，很多人说“医疗移不动”，很多人看不起在线问诊，很多人反对电子处方外流，此次《指导意见》相当于国务院层面认可了互联网对医疗的积极作用，企业进入地方合作的时候，可能会更加顺畅。然而，从互联网医疗过去发展的路径来看，政策文件无论过去和将来都不是阻碍互联网医疗企业发展的关键。对于互联网医疗创业者来说，生存和发展关键的问题在于产品是否能给用户带来价值，而不在于政策怎样，拥有的资源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