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仍然是药品销售的主流渠道，尤其是处方药，以2013年的数据为例，9521亿元的处方药市场，医院渠道独占其中94%的销量。公立医院药品如何采购，怎样定价，对于药品市场的影响无疑牵一发而动全身。而随着药品取消政府定价，药价要想不成“断线的风筝”，作为最大买家的医院，更是成了决定药价最有话语权的力量。

　　应该说，无论是全面构建药品集中采购机制，还是对药品采购分类推进，甚至细化到招标采购、谈判采购、直接挂网采购、国家定点生产等多元化的采购议价模式，都会让药品集中采购更加科学完善，药价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力量更到位。

　　不过，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机制是否能担得起药品市场化买家的重任，又能否胜任药价市场化制约力量这一角色，也令人担忧。毕竟，对于公立医院的药品采购机制，公众其实并不陌生，即便有着不断完善的预期，但公立医院集中采购制度，仍有难以逾越的局限。

　　现实中，集中采购的药价高于市场，甚至催生权力寻租。尤其是放在国内的医药并未彻底分离的背景下，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想要摆脱“养医”羁绊，真正成为超然独立的市场买家，依旧难切实际。而且，药品集中采购尽管形式上来得更公正，但在利益公关面前被环环击破、彻底溃败的，同样不乏教训。尚未跳出上述羁绊的公立药品集中采购机制，究竟能走多远，也就仍需打上问号。

　　公立医院的集中采购机制，其实仍然相当于承认了医院在药品销售上的主导性，只不过，医院其实只是药品代销者而非最终的成本承担者，由其来扮演药品市场买家的角色，也就注定是一种错位。而按理来说，作为药品价格的真正埋单者，医保才是药品集中采购更恰当的主导与议价者。相比由公立医院主导药品集中采购，将这一权力交给医保，至少让医保部门充分参与决策，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买家归位，药品采购上的各种“小算盘”才有望遏制，药品定价也才算具备了有效的市场制衡。

　　这也正是成熟市场的惯例。以香港为例，尽管也有医院药品集中采购的说法，但根本上医院仍要受到医保预算的约束，有了这一制约，药品价格对于医院而言就不再是利益，而是成本，医院在集中采购时自然会有议价动力，而不是陷入利益合谋。此外，集中采购并非完全遏制医院用药权，在香港，低于5万元的药品采购仍可以由医院自主，这保证了医疗机构用药的多元化与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