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一篇题为《食药监总局药审中心副主任被带走曾被举报滥权》的文章，报道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下称“CDE”)副主任尹红章近日被带走调查。

    这是献给全国人民的“五一”大礼!对于那些“吃不起药”、“看不起病”的患者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大家一定会感到奇怪，尹红章最多也就一司局级干部，他的“落马”真的有这么大的意义?请听我慢慢道来：

    别小看尹红章仅仅是一名副司级干部，可他手中的权力却是大得不得了。该文就介绍，尹红章在2014年曾被全国人大代表马文芳实名举报，称其“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涉嫌渎职”。“将河南依生(注：企业简称)已获得审评中心认可的药品违法退回”;“使本应进入临床试验的创新药品再次没能通过审评”。举报书提及，药品审评时间长达2053天，严重超出了法律90天的规定。

    而通过网上的一个段子，即可窥见CDE腐败已到了何种程度：“对于CDE来说，2015年的审评目标就是搞定2014年那些原定于2013年完成的安排，不为别的，只为兑现CDE2012年时要完成的2011年审评计划的诺言。”

    这样的审评速度，无非是故意设置“门槛”，制造权力寻租的空间。真如马文芳所言，审批权过于集中，成为国家食药总局部分领导的敛财工具。

    而由尹红章负责的这个部门，最主要的职责就是“负责对申请注册的药品进行技术审评，组织开展相关的综合评审工作”，而正是这个审评工作，让他们成为制造“一药多名”的操盘手，成为制造“畸高”药价的罪魁祸首。

    2007年年底，国家药监局第一任局长郑筱萸被“双规”后，笔者曾撰文《由郑筱萸被双规，解读高药价的深层次原因》，以揭示造成中国“高药价”的罪魁祸首就是药监局推行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药多名”制度。

    一组对比数据直接反映出中国“新药”审评中的荒诞不经，这背后当然是部门利益、个人利益驱使。2005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共批准81个新药上市，而同期我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新药达1113个，新药申请更是超过万件，达10386件之多。此中差距令人迷惑。2014年新批生产批文共478件，虽较9年前大幅度下降，但这478件批文，批准的也无非是换个名称、换个剂量甚至换个包装的“冒牌新药”。

    正是这个腐败的审评制度，加上腐败的物价部门，导致发改委自1997年以来的30多次“降价”行动成为泡影。甚至每一次降价，都成了新一轮药价暴涨的“铺垫”。笔者在《“高药价”，缘于发改委、药监局游戏》一文中就曾写下药价不断被推高的基本流程：市场药价过高、老百姓反应强烈——发改委发文降价、安抚百姓——零售商停止销售降价药——药企换个名称或剂量申请“新药”——药监局批准改头换面的“新药”——“新药”以数倍于降价前的价格上市——发改委再启动降价手段……如此循环，药价也呈螺旋式上升。

    而自郑筱萸之后，制造“畸高”药价的部分推手已锒铛入狱。尤其是2014年，仅被谐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就有5名司级官员被查，包括前任司长曹长庆、在任司长刘振秋、副司长周望军、副司长李才华、副巡视员郭剑英，而这5人的共同权力就是曾主管药品指导价的制定。

    正因为国家发改委价格司领导的“集体沦陷”，发改委已公开声称准备放开药价审批。而正是“放开药价审批”信息的作用，今年部分地区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药价已有大幅度的下降，部分价格“畸高”的药品中标，已经遭到全社会的讨伐，预计部分涉事官员将因此失去人身自由。

    说实在话，我要是从事反腐工作，也一定会将目光紧紧瞄准百姓最关心、腐败很明显的领域，这样不仅仅更容易出“政绩”，更重要的是最能够赢得民心。而“高药价”无疑是较“高房价”、“高学费”更让百姓痛恨的问题，且腐败是明目张胆，而且不查也实在是说不过去。

    在去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5名司级官员被查的时候，笔者就曾预测，反腐机构循着制造“高药价”这一线索，利剑必将很快斩向国家食药监总局延续制造“一药多名”的官员。而尹红章被查，仅仅是拉开食药监系统反腐的大幕，预计随后也一定会如发改委价格司，有一批硕鼠将被关进“笼子”里。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尽快放弃药品指导价的核定权，中国的药价或整体下降一半以上。如果国家食药监总局强制推行“一药一名”，让同类药品价格具有直观的可比性，中国的药价整体又要降低一半以上。一旦药价回归正常，医生失去开“大处方”的动力，患者的治疗费用中，药品的比重将会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