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委员呼吁国家出台器官转运规范和流程，并设定相关协调部门。

从1月1日起，我国器官移植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不过，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器官移植供需比为1∶30。有人估算，停用死囚器官后将加剧器官短缺，造成许多病人无法救治。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黄洁夫再次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国家卫计委强制推行人体捐献器官必须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执行分配，这个系统是确保国家捐献移植工作透明、公平、公正、可溯源的基本措施。未来3~5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担心取消死囚器官使用会损害移植的观点是错误的。”

据了解，目前抑制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重要瓶颈是器官的运输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无锡肺移植专家陈静瑜的提案是关于器官移植异地转运的。他呼吁，我国航空、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部门能为器官移植的快速转运搭建一个绿色通道，实现器官的快速异地转运。

器官数量不紧缺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每年约有30万患者等待器官移植，其中仅有1万人能够获得合适的器官，并接受移植手术。另外，因为信息不对称，目前肺移植的供受体分配系统没有完全运行，仅有约1/3的捐献器官进入系统自动分配，有时可以利用的宝贵肺源没有进入分配系统，最后因为可供器官来不及用飞机转运到移植医院而被迫放弃。

按照国外的经验，捐献的肺器官从捐献者捐献到完成移植手术长达8天。根据自己的经验，陈静瑜表示：“别说8天，甚至3天就已感染而不能用。所以，假如病人和医生提高维护肺的意识和技术，供肺的使用率也会随之提高。”

从绝对数量看，中国可供捐献的器官也不少，我国每年正常死亡人数有600多万，即使只有1‰的捐献，也有6000人。按照平均每人捐献3个器官计算，可以进行1.8万例移植手术。

据统计，2014年实现近1700例捐献，成功完成5000个大器官移植，超过此前半个世纪公民自愿捐献量的总和，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中国已成为亚洲国家中公民自愿捐献率最高的国家。

而造成器官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原因也有我国医疗能力不够的问题，黄洁夫指出：“移植技术复杂，再加上以往器官来源不阳光，导致我国能做器官移植的医生和医院数量十分有限。目前我国只有169家医院具备一项或多项移植资质，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也只有几百人，目前这些医院移植服务能力也只能每年1万例左右。”

与此同时，由于移植手术价格昂贵，目前我国医保没有覆盖器官移植，不少病人难以支付移植手术和术后维护的医疗费用而放弃手术。

建快捷通道避浪费

陈静瑜介绍：“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可以捐献1颗心、2个肺、1个肝、2个肾、2个眼角膜，可以救8人。2014年，全国自愿捐献器官的病人共有1699名，但只做了4548个移植手术，这就意味着一个捐献者的8个器官里，只有2.5个器官得到了利用，另外5.5个都浪费了，其中浪费最大的就是心脏和肺。”

陈静瑜在提案中指出，在欧美国家，器官捐献中肺的利用率只有20%~30%，在中国的利用率就更低了，两成不到。造成如此大量浪费有两个原因，首先就是肺器官的维护工作没做好，另一个原因是肺器官分配的国家数据网络系统不够完善。

目前，很多医院对肝和肾这两个器官的维护会做得好一些，而对心脏和肺的维护就很差，尤其以肺最为突出，通常患者脑死亡后需要用呼吸机维持呼吸，呼吸机会加重肺受损。

陈静瑜指出：“按照国外肺移植供体标准，脑死亡患者48小时内会捐掉器官，因为脑死亡病人捐献的肺源一般需要应用呼吸机，如果患者气管插管时间长了，肺感染了就不能再利用。可是，当前我国的器官捐献病人一般都要在一周以后才会愿意做捐献，肺往往都无法使用了，这就导致肺器官白白浪费。”

尽管移植技术日臻成熟，但在异地转运捐献器官上，交通运输联动机制的欠缺一直让很多医生觉得遗憾。

今年全国“两会”上，陈静瑜将重点提出促进肺移植开展的议案，呼吁国家出台一套器官转运的规范和流程，设定相关协调部门。同时，民航、高铁、高速公路等部门要为超长距离转运器官建立一个爱心绿色通道。

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移植器官供给相对较多，不仅体现在开启绿色通道上，也与他们在领驾照时所填写的一张表格有关。所有美国公民在领取驾照之前，都会被问及如果出现交通意外，是否愿意捐献器官。勾取yes的驾驶员，驾照上会有相应标记，一旦发生意外，无须再为确认捐献意愿花掉大量时间。

陈静瑜指出：“停止死囚捐献，必定在短时间内给手术数量带来影响，但可以克服，如果全国网络分配系统完善、肺源维护好，我们的肺移植数量不会下降，长期来看还会增加。”